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第四集《永远在路上》******
第四集《永远在路上》
【新闻播报声音】“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福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付忠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纪国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吉林省政协原副主席张晓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春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解说词】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一个多月时间连打“七虎”,宣示着党中央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坚如磐石,释放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强烈信号。
【解说词】腐败问题对党的执政基础破坏力最大、杀伤力也最大,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字幕:2022年10月 北京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同期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的重要讲话):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决不姑息。
【解说词】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反腐败斗争是其中关键一役。党的二十大作出重大论断,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我们党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刘硕(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开展了史无前例、力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取得非常卓著的成效,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对腐败问题的顽固性、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一个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那么这样一个判断,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严峻复杂考验的冷静清醒,也彰显了永远在路上的战略定力。
【解说词】党的二十大着眼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作出战略部署。必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定不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甘荣坤(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太对不起组织了,觉得非常自责、非常内疚。
【解说词】甘荣坤,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曾长期在海关系统工作,先后任湖北省副省长,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5月被立案审查调查。
杨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甘荣坤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的(涉嫌)受贿金额占到了他(涉嫌)受贿总额的70%以上,知法违法,干预司法,收受巨额财物,可以说是不收敛不收手的典型,而且也是司法腐败、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交织的典型。
【解说词】甘荣坤的贪腐,在海关系统任职时就已经开始。当时负责基建工程的他常与建筑行业的老板们一起吃喝玩乐,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嗜赌成瘾,这也成为了老板们“绑定”他的绳索。
杨莹:甘荣坤只要一上了赌桌,整个人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不知疲倦,曾经连赌两天两夜,输了几百万。所以老板就投其所好,在他身边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小的赌友圈子,会先替他安排好赌局,再为他提供赌资,全程陪同。
【解说词】2002年到2018年,甘荣坤在商人老板陪同下,以多种方式赌博,在最疯狂的阶段,他通过与境外赌场连线玩百家乐、网上下注赌球以及“斗地主”等方式连续赌博,欠下巨额赌债,除找老板代付外,甚至不得不将受贿的一套房子卖掉还债。在因公出国出境期间,他多次偷偷跑到当地赌场大肆赌博,输了老板买单,赢了自己拿走,输赢数额累计上千万元。
【解说词】党的十八大后,甘荣坤仍然刹不住贪腐的“惯性”。他在湖北、黑龙江、河南等地任职期间,为多名老板在案件处理、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多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甘荣坤:收敛收手收不住,还是有个惯性的问题,已经到了利令智昏了,丧心病狂或者肆无忌惮的这种程度。
【解说词】尤为恶劣的是,甘荣坤在担任黑龙江、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期间,违规插手干预案件,以案谋私。一方面私下打招呼,一方面在正常工作程序中夹带私货。
甘荣坤:信访的方式,人民来信,把信转过去,我这个批示下去都是正常渠道,就是披着合法的外衣背后有权钱交易。
【解说词】政法委批转来信来访,本是督促群众诉求得到重视的一种渠道,甘荣坤的批转却包裹着老板的请托。他让一些老板把“申诉信”寄来,他写上几句批示,再转给相应执法司法机关。省政法委书记亲自批转的信访件,相应机关自然不能不重视,同时要反馈解决情况,甘荣坤接下来就通过口头作指示、召开协调会等方式,以工作之名满足老板们的请托。
杨莹:他所谓的这些批示,实际上都是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这种信访件的批转、开会的协调督办,包括一些口头的指示,看起来都是正常地推动工作,但实际上是和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干预司法。
【解说词】一般情况下,甘荣坤更愿意插手经济纠纷类的民事案件,在他看来,这类案件不像刑事案件那么敏感,相对更“安全”。但如果老板奉上巨额财物,他也会铤而走险。一位刘姓商人,认识甘荣坤后还没请他办事,先“豪爽”地送上了一千万元。不久后,甘荣坤从北京坐高铁回河南,一上车就赫然发现,刘姓商人已经在车厢里“恭候”。
甘荣坤:他不知道从哪打听到我的高铁(车次)信息,他买到我一个车厢里头,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坐这个?他说领导就不要管这个了,有个急事找你,我一个侄子被弄进去了。
【解说词】刘姓商人告诉甘荣坤,自己侄子在洛阳被公安机关拘留,希望他帮忙捞人。甘荣坤知道,干预刑事案件影响格外恶劣,心里并不太情愿。
甘荣坤:当时我觉得这个事太敏感,我也不太想管,但是也考虑到他给我送了那么多钱,我说明天再说吧,我就给他推。他说不用,娄会峰是洛阳的政法委书记,我一会儿把电话拨通,你跟他说一句就行了。
【解说词】对于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来说,从收人钱财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出售了自我的控制权。在这趟高速列车上,坐在刘老板身边的甘荣坤,只能被裹挟向前。尽管他想要推托,刘老板还是当场拨通了时任洛阳市政法委书记娄会峰的电话,递到了他手里。
娄会峰(河南省洛阳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那个老板直接打给我的,他上来第一句话就说娄书记,甘书记和你讲话。(甘荣坤说),你能不能协调一下,人放了,很直接。
【解说词】娄会峰把招呼一级级打下去,刘老板的侄子第二天就被违规释放。如今娄会峰已被立案审查调查,这件事自然也是他的违纪违法情节之一,各级相关违纪违法人员都为此付出了相应代价。
杨莹:查处刑事案件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但是甘荣坤作为省委政法委书记,仅仅凭借一支笔、一个电话,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对当地的司法环境和政治生态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也带坏了一批干部。
【解说词】越到后期,甘荣坤越来越用权任性。从民事纠纷到刑事案件,从本省到外省,从政法系统到其它系统,甘荣坤帮老板打招呼谋利的范围越来越广,收的财物也越来越多,到落马时,已收受财物1.66亿余元。党的十九大之后,党中央在全国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甘荣坤仍然胆大妄为,被留置前一个月,还在跨系统帮助刘姓商人协调银行贷款事项。他自认为在政法口工作多年,对违法犯罪手段“见多识广”,幻想可以瞒天过海。
甘荣坤:心思花在什么上面呢?花在隐瞒自己的犯罪事实。你再手法隐蔽,始终会露出马脚,露出蛛丝马迹,最后被查处,这是我被立案审查之后切身的体会。
【解说词】甘荣坤自以为手法隐蔽,然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已经陆续从多方面收到了关于他的问题线索,经过分析找准了突破口。
【解说词】2021年5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甘荣坤采取留置措施。那一天,甘荣坤人在北京,正准备坐高铁回河南,他没有想到,这次他没有机会再上车了。在站台上,他几十年疯狂的贪腐之旅走到了终点。
甘荣坤:到了西站,大概还有十来分钟(发车),我就(在)站台上去抽烟,烟掏出来还没点着呢,这时候专案组来了,来了他们说,中央决定对你采取留置措施审查调查。也是觉得确实没有后悔药,还是把金钱看得太重,所以走上了邪路,也是走上了人生的不归路。
【解说词】甘荣坤成为了在政法系统教育整顿中第一个落马的省部级干部,此后又有多名政法系统领导干部相继被查。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责职能,既查处案件形成震慑,又深入剖析政法领域腐败特点,推动相应部门积极整改、建章立制。
杨莹: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严肃地查处甘荣坤案件,推动相关的地方从这个案件中查找突出问题,进行深入整改,也是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成果,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解说词】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始终把维护群众利益放在突出位置。党中央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正风反腐重中之重,因地制宜,精准施治,深入治理民生领域的“微腐败”、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以实际成效赢得群众支持和信赖。
回智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级巡视员):“苍蝇”成群,其害如虎。群众对“蝇贪”有切肤之痛,感受最深、反映最强烈,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不论是“老虎”还是“苍蝇”,不论是“大腐败”还是“微腐败”,都必须重拳出击、坚决纠治,决不能让“微腐败”变成啃食群众利益的“大祸害”,挥霍群众对党的信任和认同,腐蚀党的执政根基。
【解说词】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这就要求聚焦党中央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各项政策落实,严肃查处就业创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司法等领域中贪污侵占、截留挪用、虚报冒领、吃拿卡要等行为;紧盯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整治,维护群众权益;推动“打伞破网”常态化机制化,深挖细查黑恶案件背后腐败和“保护伞”,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字幕:安徽 泗县】
【解说词】泗县位于安徽省东北部,近几年县城建设高速发展,有不少老旧城区、棚户区陆续搬迁改造。泗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责职能,加强对廉政风险点的监督,发现查处了一起典型的征地拆迁领域腐败窝案。
张杰(安徽省泗县纪委常委、县委巡察办主任):一开始的时候,社会上对征迁工作有不少负面反映,县委掌握了这些消息,立即启动了对房屋征收管理中心的巡察工作。
【解说词】县委巡察组进驻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大量调阅档案资料,发现其下属的拆迁事务六所提供的档案混乱不全,而且有明显篡改痕迹,进一步了解,更是看出其中一些房屋情况与补偿条件严重不相符。巡察组继而走街串巷,不少群众反映该所工作人员收钱索贿,送钱的就能获得更多补偿。
宋华久(安徽省泗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很多群众也反映,他们所收了这部分人钱,给这部分人多赔,大多数老百姓对这种行为还都是很痛恨的,因为这种行为造成一种不公平,你送钱了你能够多得,我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相对别人来讲,我反而吃亏了。
【解说词】县纪委监委接到巡察组移交的线索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核查,发现拆迁六所的所长王红卫,副所长张松、马成齐,档案管理员端晓伟等四人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王红卫(安徽省泗县拆迁事务六所原所长):在拆迁过程中,所长权力都是比较大的,有机会去自己搞一下违法乱纪的事情,没有敬畏法律。
端晓伟(安徽省泗县拆迁事务六所原档案管理员):我们损害的是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信任,这个东西不是拿钱能衡量,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
【解说词】在四人当中,拆迁六所原所长王红卫情节最为严重。从2016年担任所长以来,他收受近80人的好处,总金额达260多万元。
王红卫:一步一步地,渐渐地胆子越来越大了,收的也越来越多了。
【解说词】拆迁所所长看似是个小官,但权力变现的空间却着实不小。王红卫权钱交易的手段五花八门,包括违规分户、违规更名、虚增面积、将违建算成合法面积、多算装潢附属物补偿等。他不仅接受请托收钱,还主动开口索贿。
拆迁户:他讲准备给我分成两户,我说多少钱够,(他说)两三万块钱。
拆迁户:改一个名字,他说改名字也不好改,但是改了那得一万五到两万块钱。
拆迁户:他提出来了,你给他好处,他给你多赔点。
【解说词】王红卫根据办事大小,明目张胆收钱,从几千块到十来万不等,还收受大量礼品,烟酒茶、土特产、服装、购物卡,一概来者不拒。对群众的合法权益、合理诉求,他同样吃拿卡要,将手中权力用到了极致,让一些群众深感愤怒。
姚喜(拆迁户):没有办法,因为我母亲生病急需要房,然后就找他,做手术期间,因为(母亲)是肺癌,就不管了,讲你给他送点卡,送五千块钱(超市购物)卡,然后交给他,后期也没给选房。
【解说词】拆迁六所出现的腐败窝案,王红卫作为“一把手”不仅带头贪腐,还带坏了下属。两名副所长中,张松在王红卫治下深感如鱼得水,几年下来收受财物上百万元。马成齐则有所不同,起初并不想越界。
林波(安徽省泗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立案四个人,马成齐是唯一一个投案自首的,他是一个很矛盾的心理,第一方面他知道那样很危险,会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另一方面他又眼红这些东西,所以他很纠结。
马成齐(安徽省泗县拆迁事务六所原副所长):这几年,原来张松开了起亚车,紧接着几个地块一拆,变成奥迪了,这些我肯定是看到了,他们原来抽20多块钱的烟,(后来)抽40多,到我这炫耀一下子,我或多或少受他们一点点影响。
【解说词】到2019年,马成齐经不住诱惑开始收受财物,堤坝一旦开了口子,就一溃千里,最终他受贿金额超过50万元。
马成齐:最后一刻没有守住,没有保住底线。也就是永远去不掉的痛,永远这个污点在自己身上。
【解说词】档案管理员端晓伟则是2017年大学毕业进入拆迁六所工作。一到单位,王红卫就布置他改档案、做手脚,刚出校门的端晓伟心情十分复杂。
端晓伟:那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排斥,我就想干好我的工作,但是我又考虑到刚上班,如果领导安排事情你不做的话,以后对自己前途,或者是职场生涯可能有影响。
【解说词】王红卫布置端晓伟违规办事的时候,也主动会分给他好处费,不断给他灌输贪腐经。时间一长,端晓伟也渐渐在诱惑面前败下阵来,开始和王红卫同流合污。
端晓伟:点钱的时候,给我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定吸引力,挺诱惑。(说你)收着,没有事,领导给就拿着吧,后来我们就慢慢也就装上了。
【解说词】调查发现,王红卫在拆迁六所一手遮天,一个地块从丈量面积到决定补偿方案、选房结算全流程,基本上由他说了算,房屋征收管理中心作为上级单位,也未认真履行监督审核职责。
郭旭峰(安徽省泗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副主任):我们中心监管也是不到位的,只是注重我们拆迁的速度问题,在制度上面,制度约束上面,或者是制度的健全完善上面,有所忽略,可能也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种情况。
【解说词】案件查清后,县纪委监委约谈了中心负责人,明确指出该单位及相关人员在制度上、管理上、政绩观上存在的多方面问题,要求深刻反思、认真整改。
张杰:把不该赔的赔了,不该给的给了,当时看他这种推进得好像很快,但是他留下的后遗症是非常大的,因为他的征迁,他这个快是建立在不公平、不公正的基础上的,如果都用这种滥用权力这样一种方式来推动工作,那造成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解说词】这种危害,在拆迁六所后期负责的地块中其实已经反映出来。由于在之前地块的肆意妄为,群众中风传老实人会吃亏,拆迁工作逐渐变得越来越难,部分拆迁户诉求越来越高,恶性循环开始显现。
端晓伟:后面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群众)不信任我们了,再多的利益,他心里面总感觉别人家可能会比我更多,他都不相信,那时候我有时候就在想,我们工作中,确实是我们自己造成这种结果。
【解说词】2021年6月,王红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其余三人也分别受到相应的纪法处理。泗县纪委监委向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县财政局、审计局共发出四份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相关部门切实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在全县公布该案的查处情况,推动纠正征地拆迁领域的歪风邪气。
【解说词】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腐败问题对党的执政基础破坏力最大、杀伤力最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分析腐败滋生的原因,阐明我们党与腐败水火不容的鲜明立场,强调反腐败斗争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要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
孙松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管室副主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我们党深刻洞察腐败发生的原因、机理、演变规律,在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方针方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不敢”是前提,“不能”是关键,“不想”是根本。贯彻好这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总的方略,必须深化标本兼治、综合施治,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提高治理腐败的成效。
【案例:山西省地方金融领域腐败专案】
【解说词】近年来,一场地方金融领域的反腐风暴震动山西,案件涉及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驻晋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企业等多个系统,纵跨省市县三级,波及11个市、50多个县(市、区),共立案审查调查涉案人员168名,其中公职人员130人,厅级干部10名,处级干部48名,最终有12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其中,涉案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12人,涉案金额1亿元以上的8人。查处力度空前的同时,也对山西省金融业的政治生态、行业生态进行了一次全方位净化、深层次治理。
王鹏(山西省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专案组组长):我们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揪出一批金融领域的“蛀虫”和监管的“内鬼”,保证了我们金融机构的平稳运行,收回处置这些不良资产、风险资产1700多亿元,确保了我们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健康有序。
【解说词】这场地方金融领域反腐风暴的启动,源于不法企业“德御系”引发的金融风险事件。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的这座城堡,是“德御系”曾经的大本营,它的实际控制人田文军早年以搞农业、粮油起家,2006年成立融资担保公司,随后又注册、收购了60余家公司,鼎盛时在中外资本市场上控制着7家上市公司。如今,这个曾经庞大的“商业帝国”已经土崩瓦解,它貌似浮华气派的外表,其实是建立在资本的泡沫之上;陈列室里供外界参观的“实业产品”、“规划远景”,只是精心粉饰的假面。它旗下的少量实体产业实质上只是幌子,真正的逐利模式,就是违规从金融机构套出钱来,再投入资本市场运作。多年来,“德御系”从山西省多家农信社、城商行等金融机构违规融资贷款达两千多亿元。2017年,“德御系”长期违规圈钱被戳破,资金链断裂,带来地方重大金融风险积聚。山西省委统筹惩治金融腐败和维护金融安全,省纪委监委成立专案组,在山西打响一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遭遇战、攻坚战。
王鹏:几百亿的不良,或者逾期还不上贷款。那么如果一旦爆发,对我们来说是重大的金融灾难了。省委提出要求,要严查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提出要务必清仓见底、除恶务尽。
【解说词】随着调查深入,山西省地方金融领域腐败的盖子逐步被揭开。“德御系”债务风险形成的过程中,几乎每个环节都有腐败分子与不法商人内外勾结。其中,多家农信社和城商行是腐败重灾区,共20名公职人员收受“德御系”财物,总额达两个多亿,包括多名“一把手”。
曹双马(榆次农村商业银行原董事长):收了人家的,做事的时候就手软了,可能条件无形当中就会放松了。
【解说词】榆次农商行原董事长曹双马收受“德御系”贿赂1725万元,为“德御系”多笔违规融资贷款大开绿灯。从2010年1月起,“德御系”在该行通过资金业务、票据业务、信托业务等多种方式违规融资贷款108笔,总额达29.87亿元。专案组审查相关资料时发现,“德御系”多处严重造假,但凡银行真正按程序把关,这些融资贷款就不可能获得通过。
张宏业(专案组成员、审计专家):为了规避银监会授信集中度的监管,那么他就成立若干个企业,用若干个企业互相担保,互相再编织一些虚假会计报表满足银行的信贷条件。那么一个企业能贷200万,十个企业就能贷出2000万。
【解说词】造假是“德御系”的一大法宝,它设有一个所谓的技术处,这里炮制的假公章就有上千枚,从这里查获的伪造文书材料竟重达十几吨。与造假配套使用的另一个法宝就是围猎。当银行主要负责人已经成了被金钱俘获的猎物,自然就不会去捅破“德御系”虚假的“窗户纸”。
曹双马:说实话一般我们不去企业的,其实他造假我们应该去实地考察,一看就清楚了。领导说了要给贷款了,下面可能手续就放松了,门槛也就降低了。
【解说词】从2011年至2016年,“德御系”就是通过这种模式,陆续绑架了多家农信社基层行社和城商行,以多家关联企业为掩护,以资管计划、理财信托、票据业务等高风险业务方式,不断疯狂违规融资。“德御系”之所以瞄准地方基层行社来运作,正是因为看准了这类小法人金融机构“一把手”独大,权力高度集中,监管严重缺失。
张晓丽(时任山西省纪委监委第十审查调查室主任、专案组副组长):(县级)农信社是小法人,自己说了算,它不需要通过市一级审批,或者省一级审批,统一的问题就是“一把手”权力过大,“一把手”绝对权威说了算,但是同时监督体系和监管又对他们特别地弱。
【解说词】调查发现,基层行社内控机制失灵,而山西省农信联社作为省一级管理机构,也未能进行有效监管。2017年,省联社开发了一套资金运营管理系统,要求全省资金业务流转、审批都必须通过该系统办理。大数额、高风险业务必须经省级把关。“德御系”的一些违规业务,是无法通过系统关口的,于是,他们把手握该系统闸门主管权的史琴芬锁定为又一个围猎目标。
史琴芬(山西省联社资金营运中心原主任):(田文军)他就说起来,孩子毕业了吗?找到工作了没?我说还没,(他说)去我上市公司去工作去吧,他说我们公司每年都会有引进人才,会有一些解决(北京)户口的这个名额,(我说)那就先去你那,去他那确实给孩子解决了户口。
【解说词】史琴芬“投桃报李”,为田文军打开了系统的后门。经她批准,开放系统端口,改写业务数据,帮助“德御系”关联企业完成续作和新增资金业务71笔,金额高达264亿余元,造成债务违约金额达68亿余元。
薛建业(时任山西省纪委监委第十审查调查室副主任):开发一个系统就是为了内控,因为她和田文军有利益输送,不但没有化解风险,(反而)成了风险制造者、助推者。
【解说词】山西省联社领导班子的多名成员,也都对风险形成负有重大责任。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崔联会,原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主任邢亮喜,原党委专职副书记、副理事长王忠泽等多名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都被查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崔联会(山西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我自己感觉到惭愧,我感觉到对不起他们,就是这支队伍我没有带好,把他们都带到这里面来了。
【解说词】崔联会、邢亮喜和王忠泽都不仅收受多家企业贿赂,还收受多名基层行社负责人的财物,在职务晋升上为他们提供帮助,使得下捞上供、跑官买官的歪风在山西农信系统大行其道,整个系统政治生态受到严重污染。而当风险开始显现,他们考虑的,首先是掩盖问题、推卸责任。
张晓丽:省联社不想在自己手里“爆雷”,反正我这块不要爆雷,这个月还不上(基层行社贷款),就拿下一笔款来补上它,下一个月再拿另一笔款补上它,他们为了掩盖住事实,一步一步往里面再增加风险。
邢亮喜(山西省联社原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主任):几百个亿谁能承担得起,多少个信用社就面临着倒闭破产,面临着开不了门了,大家的心态,只能是靠时间来换空间。
【解说词】所谓靠时间来换空间,其实就是允许基层行社不断为“德御系”违规续作,帮助它借新债还旧债,挖新坑补旧坑。“德御系”债务风险爆发后,省联社多名高层和中层干部曾多次批准开放端口,为“德御系”违规续作放行,导致其违规融资贷款范围扩散到数十家基层行社,风险敞口进一步扩大。
王忠泽(山西省联社原专职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我们的制度制定了不去执行,因为有风险,所以我们就扒开制度的篱笆,把整个金融系统害掉。
【解说词】和省农信社系统相比,城市商业银行相对独立性更强,对“一把手”权力监管制衡的机制更为薄弱,也因此成为“德御系”违规融资导致金融风险积累的重灾区,原阳泉市商业银行就是典型。该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首明先后收受田文军贿赂6000万元,原党委副书记、行长赵建涛更是田文军培植的代理人。2016年,时任副行长的赵建涛准备竞聘行长,提出需要花钱“打点”,田文军当即表示鼎力支持。
赵建涛(原阳泉市商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给我送了1800万。我当时想当这个行长,(田文军)当时就同意,他说很好,我也大力支持你当这个行长。
【解说词】各遂心愿的李首明和赵建涛,共同为田文军打开了资金的闸门,先后为“德御系”关联企业累计违规融资上百亿元。
薛建业:李首明和赵建涛两个人几乎成了行贿场上的哥俩好,有什么事情两人共同商量,有什么好处共同分,他们就把银行作为自己家,把贷款作为他们自己获取利益的一个途径。个人决策代替了规章制度,个人决策代替了流程程序,个人决策代替了集体研究。
【解说词】赵建涛非法收受贿赂高达1.4亿余元,在多地大肆置办房产,在阳泉盖的一套别墅就达到2000多平米。当资金的守门人为一己私利甘当不法企业的马前卒,银行防范风险的制度围栏也就全部洞开,“德御系”想要多少资金就放多少,既给银行埋下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其实也给自己埋下了终究会“爆雷”的人生风险。赵建涛的别墅刚刚建好,还没来得及入住就被留置,露台上经风水师指点专门布置的巨大“靠山石”,如今看起来像是一种讽刺。
赵建涛: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要重蹈我这个覆辙,不要走我这个路子,现在想起来确实非常懊悔和痛恨自己,怎么成了今天的样子。
【解说词】2017年,国家审计署审计发现阳泉市商业银行违规经营票据业务问题,中国银监会要求山西银监局没收该银行2000余万元非法所得、并对其董事长个人罚款50万元、吊销执业资格,对该行违规业务认真整治。这本是一次深入调查、发现问题的机会。然而,李首明为逃避处罚,打听到时任山西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安顺有个退休后开茶楼的愿望,就送给张安顺500万元用于开办茶楼。
李首明(原阳泉市商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整个一层,挺大的一个茶馆,通过张安顺的一个朋友,私下里让他跟他说这个事,让他给努努力,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解说词】张安顺纳贿之后,擅自将处罚降为对银行罚款100万元,对李首明个人罚款10万元就草草了事。
张安顺(原中国银监会山西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所以什么叫围猎,投其所好嘛,你说过你想弄个茶馆,他就给你搞个茶馆。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就是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要,不要拿,正正派派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解说词】专案组历时15个月,从金融机构到监管部门,查处涉案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所得总金额达27.89亿元,追缴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共计76.73亿元。在惩治腐败的同时,专案组同步推进以案促改促治,及时发出多份纪检监察建议,督促立行立改。
王鹏:案件一开始就是把一体推进“三不腐”思路理念贯穿全案的始终,惩治腐败、维护稳定;化解风险、挽回损失;促进改革、净化生态;同步推进、相辅相成。
【解说词】山西省纪委监委既挖“硕鼠”又护“玉盘”,推动山西多家金融机构清收、处置和化解不良资产,最大限度回笼了资金,实现了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针对此案暴露出的“小法人”体制机制等弊端,向金融机构提出深化改革建议,督促其完善法人治理和内控体系,促进16家农信社机构完成改制,推动5家市级城商行顺利改革重组山西银行,推动全省农信系统和山西银行建立健全各类制度机制200余项,进一步从源头上封堵金融腐败的漏洞。就此案的深刻教训,山西省深入开展警示教育,涵养清廉金融文化。
【解说词】历史和现实反复告诫我们,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反腐败容不得任何松懈。同腐败的较量就是一场殊死搏斗,只能进、绝不能退,只能赢、绝不能输,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解说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解说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就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面对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新考验,我们必须高度警省,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中塑造我们党长期执政的领导能力和制度优势,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零元员工持股计划激增背后:慷谁之慨,谋谁之利?******
低价、低考核的员工持股计划频现,上市公司为员工谋福利愈发“慷慨”。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2022年共有264家A股公司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同比增长18%。其中,35家公司的员工持股价格不超过1元/股,同比翻番,更有21家公司计划推出0元持股方案。
与此同时,市场对于低价员工持股计划“白送”的质疑声也愈演愈烈。2022年发布0元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中,约半数收到了交易所关注函,要求公司对方案的公平性、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做出说明。
员工持股计划是重要的中长期人才激励方式。然而,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超低价员工持股计划,不少都缺乏对等的考核和约束机制,侵害股东利益的同时,也未能实现员工普惠,成为了少数人攫取利益的手段。
员工持股再成香饽饽
员工持股计划是公司稳定人才队伍、优化治理结构的重要工具。相比于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的覆盖范围更广,所受监管更为宽松,在定价、业绩考核、锁定期限上更具灵活性。
2014年6月,证监会首次发布规范员工持股计划的指导意见,点燃了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热情。2015年全年,共有277家公司发布员工持股计划(以董事会预案日统计,下同),掀起A股第一波员工持股计划的高潮。
然而,第一波员工持股计划的热浪未能延续。伴随着牛市行情的结束,发布预案的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减少。2019年全年,仅有101家公司推出预案,较2015年下降了63%。直到2020年,上市公司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热情才逐步恢复,2021年发布预案的公司数量再度突破200家关口,2022年这一数字进一步提升至264家,逼近2015年的峰值。
从高调亮相到少人问津,到再成香饽饽,参与者持股收益率的涨跌,或许是员工持股计划受欢迎程度几经变化的重要原因。
很长一段时间内,“认购即被套”、“专坑自己人”成了员工持股的标签。根据记者的统计,2019年之前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中,实施一年后出现浮亏的占比高达2/3,约15%的公司股价直接腰斩。部分以信托计划方式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因存在一定杠杆,股价的下跌一度引发多家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爆仓”,导致参与的员工血本无归。
2019年是员工持股计划整体盈利与否的分水岭。记者统计发现,2019年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中,一年后浮亏的比例下降至31%;而在2018年,这一比例高达68.8%;2020年和2021年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六成以上在一年后维持浮盈,员工持股计划不再是参与者的负担(图1,见A1版)。一定的获利空间可以保障员工持股计划发挥激励和福利作用。
与员工持股计划数量稳定增长不同,2022年A股股权激励计划同比下降了8.41%。荣正咨询资深合伙人何志聪认为,员工持股计划的增加也与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关,“上市公司面临业绩增长压力和留人的困境,常规股权激励计划有刚性要求,包括定价和业绩考核等,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激励效果。”
“骨折方案”激增 渐成福利方案
除了受市场环境影响外,员工持股方案中股票认购价格的变化,对收益率的高低起到了关键作用。
以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中的拟发行价与董事会预案日前收盘价的比值计算折价,2015年至2018年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平均折价幅度均在10%以内,2020年后折价幅度均超过30%,2022年达到38%。也就是说,2020年后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员工平均可以六折至七折的价格买入(图2)。
2020年之前,员工持股计划的定价通常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或回购股份均价为基准,给予少量折价。近三年员工持股定价方式更趋灵活,购买折价率越来越高的同时,“骨折价”的员工持股计划数量急剧增多。
2022年,共有35家公司推出1元/股以内超低价员工持股计划,其中21个员工持股计划出现“0元购”(表1)。如果没有对等的考核和约束机制,这些员工持股计划就彻底失去激励效应,成为完完全全的员工福利。
有上市公司表示,从员工激励有效性的角度出发,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可能使得员工无法取得与其业绩贡献相对应的正向收益,同时额外的出资成本也可能导致优秀员工放弃股份奖励而要求等额现金奖励,最终导致激励效果欠佳。出于参与主体激励作用最大化目的,公司选择实施低价员工持股计划。
白菜价方案,慷谁之慨?
根据规定,用于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主要源自上市公司回购、二级市场购买、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赠予四种方式。A股市场上,上市公司回购是当前最常见的选择。在2022年发布草案的员工持股计划中,股票全部或部分来源于上市公司回购的占比73%。
从这一层面来说,回购型员工持股计划的成本由上市公司负担。然而,有些自身盈利情况堪忧的上市公司仍斥“巨资”回购股份,再以低价或零对价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股东的利益,不符合员工持股计划所倡导的公司、员工、股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发现,在2022年受让价格折价幅度超过50%的员工持股计划中,16.2%的公司2021年净利润亏损,有的甚至已连亏多年。此时推出低价的回购型员工持股计划,无疑会进一步增加公司成本,使公司业绩雪上加霜。
2022年12月,首航高科的0元员工持股计划,在股东大会上以超过90%的反对票被否决。首航高科已连续两年亏损,2022年前三季度仍亏损1.22亿元,加上激励对象此前在二级市场减持的行为,这一员工持股计划被投资者质疑有掏空公司之嫌。同月,另一家推行0元员工持股计划的金盾股份,虽然股东大会上表决通过,但中小股东投下反对票的比例达67.89%。
因推出“骨折价”员工持股计划遭受质疑的不乏白马股。2022年9月,中炬高新的半价员工持股计划,在股东大会上被以58.33%的反对票否决,中小股东更是投出了85.93%的反对票。该公司多名董事在董事会表决中也提出反对意见,理由包括该持股计划将为公司带来数亿元亏损、福利性质大于激励性质、控股股东控制权加强进而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等。
作为具有福利属性的激励形式,员工持股计划存在一定的折价是合理现象。但如果折扣过高,则难免引发市场对于计划实施初衷和公平性的质疑。
利益倾斜之下,谁最受益?
与股权激励仅面向董事、高管、核心人员和少数骨干不同,员工持股计划的可参与对象为所有公司员工,具有普惠性。上市公司可自主选择持股计划的覆盖范围,并自行确定各类对象的持股份额及比例,经董事会确认后,通过股东大会表决即可。
不过,记者梳理发现,部分低价员工持股计划,股份认购比例向董监高群体严重倾斜(表2)。在2020年以来发布的200余个折价率超过50%的方案中,34个计划的高管认购比例超过50%。由于董监高人数较少,这类利益倾斜的员工持股计划容易成为个别人攫取利益的工具。
例如,2022年11月发布员工持股计划预案的ST中嘉,7位认购对象中4人为董监高,认购比例高达92%,仅副总裁朱林1人认购比例就高达72.54%,但朱林2022年3月才上任公司副总裁。解锁股票仅设置了个人考核目标,未设置公司考核目标。
再如恺英网络,公司在2020年至2022年共发布过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以预案日收盘价算,对应市值超过3亿元。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中,董监高认购的总份额占比高达76%,三期受让折价率均超过50%。2022年11月发布的最新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显示,仅董事长金锋一人的股份认购比例就占到当期全部份额的31.63%。与其称为员工持股计划,不如叫作高管奖励计划。
股权激励计划对股份转让价格、业绩考核均有明确的要求,而员工持股计划操作更为灵活,员工持股计划向董事和高管群体大幅倾斜,难免引发市场对于公司借员工持股计划刻意规避股权激励中更苛刻的授权要求和更严格监管的猜想。
业绩考核放水,激励变成白送?
不可否认,上市公司有权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奖励优秀员工,但派发福利不应以牺牲股东利益为前提。尤其对于低价员工持股计划,更应该在业绩考核设置上把好关,设置相应的约束机制。然而,当前的低价员工持股计划中,相当一部分设置的业绩考核标准较低,指标五花八门,有的公司甚至完全不设置任何解锁考核。
在交易所发出的员工持股计划关注函中,业绩考核标准的合理性是重要关注点(表3)。2022年,通源石油、福光股份、通达股份等多家1元/股以内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未设置任何业绩考核标准。
这些公司在员工持股计划推出前,业绩表现就多数不尽如人意。如通源石油,公司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所回购股份的总费用约为928万元,而公司2021年净利润仅有1458.5万元。福光股份在2020年和2021年已连续两年净利润下滑,2022年前三季度净利润继续下降39%,通达股份2021年净利润更下滑80%。
除未设置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的情形外,还有一些员工持股计划因考核标准过于宽松受到质疑,其中包括设置的业绩增速过低、选择业绩大幅下滑的年份作为基期、考核解锁标准选用了产能等非业绩指标等。
宽松的解锁标准下,顺利完成短期业绩考核目标成为大概率事件。即便如此,有的上市公司在发现未能完成业绩考核目标时,直接下调了考核标准,使本就宽松的考核标准进一步丧失严肃性。记者粗略统计,2022年超过5家公司发布了业绩考核目标调整公告。
2022年5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下调2021年6月发布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业绩考核标准,调整后2022年需达到的净利润标准比调整前减少约36亿元。此前,格力电器的员工持股计划因利益过于倾斜高管群体而备受争议,一度导致股价大跌,此次因没有达到要求而下修业绩考核门槛的举措,更使本就饱受争议的员工持股计划遭受更大质疑,企业公信力受损。
暗藏利益输送路径
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本意是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团队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不过,员工持股计划方案的灵活和监管的相对宽松,在增加上市公司自由度的同时,也为利益输送留下了空间。
基于前文提及的低价员工持股计划的主要争议点,不难勾勒出员工持股计划可能暗藏的利益输送路径:上市公司以真金白银回购的股份实施超低价员工持股计划,并将认购比例向少数董监高倾斜,最后设置宽松的股份解锁考核指标,公司和股东利益受到侵害。
从锁定时长来看,2022年实施的高折价员工持股方案中,约有21%的方案全部股份的锁定期为12个月,其余方案中,绝大多数为三年内分批解锁。整体来看短线特征明显,不利于员工持股计划实现长线激励的目标,也容易在股份解锁后使股价承压。
利益输送是监管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面对监管关注函中的质询,不少上市公司给出的回复也模板化、套路化严重,颇有“打太极”的意味,并不能很好地为投资者解惑。
例如,某公司在回复交易所关于未设置短期业绩考核目标的原因时称,“公司未设置短期业绩考核解锁目标,更有利于核心骨干员工增加对公司的认可,有利于引导员工持续关注公司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而非短期业绩及股价波动,有利于实现公司、股东和员工利益长期保持一致的目标,加快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公司及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回报。”
另一公司在回复为何将受让价格定为0元时称,“公司以0元/股受让公司回购的股份,体现了公司对未来长远发展的信心”。不少公司在回复公告中表明,实施0元员工持股计划是参考了其他已实施公司的案例。
这些回复显然缺乏事实支撑,不符合多数投资者的认知,难以打消投资者对实施低价员工持股计划动因的质疑,关注函回复仿佛只是走了个过场。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郑志刚认为,零成本员工持股计划并非没有成本,也可能是为公司未来稳定持续运营暗藏了成本,其中就包括少数内部人侵占外部分散股东利益合法途径的行为。
针对目前在A股出现的0元员工持股计划,郑志刚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还原员工持股计划的原本设计激励初衷,使激励员工不仅付出持有成本,而且需要设置严格的解锁条件;二是通过在股东大会表决上设置更高的通过门槛,赋予小股东阻止利益侵占和输送的可能和途径。
荣正咨询何志聪表示:“从上市公司持续发展看,人才激励应该更多包容,更多个性化特点,而不是风险。在制度设计和监管层面,主要防范利益输送的风险,比如实际控制人是否能参加,高管是否能大比例参加,如果是奖金换股,对提取奖励的规则应进一步披露信息。”
“零成本”员工持股计划应以公平性为前提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这些年,腾讯、京东、小米等大厂常常斥资上亿元进行员工股权激励,甚至直接向员工派送股票,壕气十足。员工心满意足,看客心生羡慕,这一股份奖励多被解读为关怀员工,实现利益绑定和共赢的治理方式。
反观A股市场,自2019年三七互娱首次推出0元员工持股计划以来,关于员工持股0元购的争议始终不断,优质的龙头公司也难以幸免。同样是上市公司推行员工福利,舆论为何两极分化?
对比之下不难看出,员工持股计划受到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低价或是0元本身,而是计划的公平性。
首先,方案本身是否公平。以腾讯为例,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以重点激励和普惠奖励相结合,2020年至2022年共推出了10期员工股份奖励计划,授予人数最多的有2.97万人,占全部员工人数比例超过20%,授予人数最少的也有2400人,且均为非关联人士,即不包括董事和主要股东。
而A股上市公司近三年实施的1元/股以内员工持股计划,授予人数占员工总数的平均比例约为6%,董监高平均认购比例22.5%,倾斜性严重,普惠性较差。这使得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动机受到质疑。
其次,方案是否侵害了股东的利益。那些受到市场肯定的员工股份奖励计划,公司长期保持了稳定的业绩增长,并多伴有大手笔分红。股东长期从公司成长中获益,自然更加信任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作用,也更信任公司的治理方式。
A股实施低价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中,不少公司不仅业绩差、分红少,在业绩考核上也一味降低标准,同时降低了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成长性的预期。
可见,大多数股东只要切实分享了企业成长的成果,从持股中稳定获益,就并不会真正在意企业以适当价格向员工发放股份奖励。这样能实现公司、股东和员工的共赢。
在政策完善和监管层面,为充分发挥员工持股计划的长效激励作用,避免其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政策应以维护公平为前提,在保持员工持股计划灵活性的同时应适当提高实施门槛。同时,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实施长期计划,以激励和约束对等为原则,完善低价员工持股计划的约束机制,维护市场各方利益的公平。